“跑局钱进”能走多远?
梁晓飞 刘良恒 王飞航
今年以来,各地陆续出台方案和政策,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。笔者调查发现,一些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不足,“干得越多,欠得越多”,为乡村振兴埋下隐忧。为争取资金,有时村干部心思都在“跑局钱进”上。
短短五六年,村集体新增债务近200万
打出了甜水井,拓宽了农村路,硬化了文化广场,建起了日间照料中心……眼看着村容村貌越来越美,太行山区某村村支书张平的烦心事反而更多了。
“不干挨批,但干得越多,欠得越多。”张平说,最近刚修好一条4公里长的“四好农村路”,村民进城是方便了,但也欠下施工队50多万元。短短五六年,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,让村集体新增了近200万元债务。
“上面给的资金只负责硬化路面,但硬化之前先要撬掉原来的水泥路面,清运渣土等,这些钱都需要村里想办法。村里没钱,就只能欠着。”
张平掰着手指说,这个村是一个纯农业村,每年村级财政转移资金只有8万多元,加上1万多元的环境卫生整治经费,满打满算9万多元。除去村干部工资、办公等经费后,所剩无几。比张平更加发愁的是北方地区一名镇长。去年他所在的县级市在编制村级组织运转预算时,有两个乡镇竟然出现了负数,原因是上一年把下一年的钱都花光了。
“我们好歹是正的,35个行政村总共拨付6651元。”这名镇长说,把奖励给镇政府的钱也分到村里后,村均只有1790元。“一些山区村没有集体收入,转移支付不够用,村里做事只能靠村支书、村主任的脸。”
去年6月,财政部、中央组织部印发《关于建立正常增长机制、进一步加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》要求,自2020年起,将村干部基本报酬和村级组织办公经费两项合计由每村每年不低于9万元,提高至每村每年不低于11万元,以后年度视情况逐步提高,建立正常增长机制。
笔者在中西部多地采访发现,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以地方财政为主,一般省级出大头,县级来兜底,但有的地方兜不住。
另外,村级组织运转费用包含的内容非常多,除去干部工资、曲艺宣传费等已被统筹安排的资金,村级组织可支配部分仅剩20%左右,用于发展建设的经费十分有限。
有地方以十年前数据为分配标准,人口大村反不如小村
笔者发现,一些乡村反映村级经费不足,也与资金分配方式不合理,一些地方急于出政绩等因素有关。
一种情况是,费不随人走,也不随事走。有的地区在拨付村级组织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时,依据的竟然是多年前甚至10年前的人口数据,没有结合实际人数及时调整。
伴随城镇化和脱贫攻坚的推进,一些小村庄的人口逐渐流向中心村和乡镇政府所在地,大村庄的医疗卫生、老人照料、文化生活、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支出随之增加,但转移支付资金没有及时增加。
另外,由于事权、财权责任不清,涉农资金出现碎片化,急需经费的地方可能得不到有效保障。山西省财税系统一名干部说,无论是修路、引水、绿化、亮化、垃圾治理,还是卫生所、农产品生产流通,事权都与县乡政府有关,但除了财政部门“一事一议”、美丽乡村、扶持农村集体经济试点等资金可由县乡自主安排使用外,其余涉农项目县乡政府无法整体谋划。
笔者调查时还发现,一些基层政府部门总倾向于把试点和资金安排给人口小村。“往大村砸进几百万元,也看不出太大水花;小村规模小,反而容易见成效,出典型。”有基层干部直言不讳。
受访村干部认为,这种现象说小了是资金分配不合理,说大了是政绩观有问题。乡村振兴不能撒胡椒面,也不能一个劲儿往“收缩型农村”撒,人口聚集的中心村和集镇才应该是重点。
有村支书一周三四天泡在县城,村干部兴起“跑局钱进”
由于农村经费有限,某些村干部将争取资金的目光瞄准了市县政府的各个部门,“跑局钱进”愈演愈烈。
中部某省一名村支书告诉笔者,中西部一些地方本来就是“吃饭财政”,做好“三保”工作都已有点吃力,自身确实没有太多资源投入乡村事业。换届选举完成之后,摆在新一届村两委班子面前的一大难题,就是“钱从哪里来”。
晋南地区一名村主任说,全村2300多口人,上级拨付的转移支付资金每年只有4万多元,解决村里的开支还有不小的缺口,只能东拼西凑,或者想方设法向上级部门要钱。
“乡镇完全指望不上,乡党委书记直接跟我们说,不要向他要钱,要去县里、市里‘找钱’‘跑项目’。”南方某省一名村支书说,你跑得勤快,人头比较熟悉,或者有更高层级领导“打招呼”,就可能多争取一些支持。
湖南某市一名村干部说,村里“跑项目”要花钱,逢年过节“意思意思”是避免不了的。“你不搞别人搞,你就没戏。”
“一名村支书好不好,有没有担当作为,村民的判断标准很实际,比如能不能跑来项目,能不能搞到钱。”上述村干部说,有些村支书一周有三四天泡在县城,甚至经常跑市里和省会,心思都在“跑局钱进”上。
即使如此,争取来的资金有时仍不能覆盖项目全部投资,村集体还要筹一部分。最后,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来说,越是“跑局钱进”,越是负债累累,陷入发展怪圈。
“脱贫攻坚完成以后,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开始实施,谨防一些村脱离实际‘上项目’,盲目举债搞建设,到最后可能村里没振兴,反而形成沉重债务,最终拖累乡村发展。乡村建设不应过热、过头,一定要防止乡村建设虚热、盲目上项目的苗头。”湖南一位“三农”学者说。